一个教授被任命校长，对个人而言是一个大的变化，对愿意当官的人来说，这也是值得兴奋的。然而对我则未必如此，闻名经济学家樊纲将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想当官的、一类是不想当官只想做学问或搞技术的，另一类则是随遇而安，没有明显偏好，既可以做官，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我肯定不属于想当官的。我在我的一本书中写到，我认为我本质上是一个学者，在法学院做教授才是我的归宿。而离开行政位置后这几年做教授的日子，我确实有一种归宿感。因为我认为自己是在做自己愿做的，而且有一定价值的事。对于到西政当校长，我曾一度犹豫，因为我缺乏做官的偏好，对任何官位都缺乏较大的爱好。但是我后来仍然表示愿意试一试。因为，我还是想做点事，想为西政做点事。可以说，我到西政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不是来当官的，而是来做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