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并非没有意识到代工产业的特点与人性的冲突。只是在郭台铭以及富士康许多人到中年的主管看来，这12名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跳楼员工，压垮他们的来自工作、家庭、社会、健康、情感等等压力，在他们所经历的人生中，根本不是什么迈步过去的坎。在50、60甚至70年代人表现并不明显的冲突，遇到了中国特殊的85后、90后，一切都不同了。相较于他们的父辈，他们更娇气、也更有欲望。两者的冲突以非常惨烈的方式呈现世人面前。
www.liushuye.com12连跳，注定让这个虎年成为郭台铭最刻骨铭心的本命之年（郭今年60岁）。在大陆纵横捭阖22年之后，郭台铭及其富士康面临着最强的震波。
“关爱”举措，随后纷纷出炉，用郭台铭的话说，“其速度与猛烈程度将超出你的想象。”
最具冲击力的是：从2010年6月1日起，富士康集团对企业作业员、线长、组长薪资进行调整，员工整体薪资水平提升30%以上。——仅十几天前，“加薪”还被富士康管理层认为“绝无可能”。
6月6日晚间再度宣布，从10月1日起，深圳地区经过考核的一线员工以及线、组长，基本薪资将由1200元人民币调高至2000元人民币，上调幅度达到66%。这一幅度，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疯狂吗?郭表示：“第5跳后，我重新思考，发现90年代的员工要的是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工作。在想通这件事后，鸿海决定由从前的‘跟随者’转型成为‘破坏性的创新者’，以后的薪水水位希望可以与国际即的企业比美。”
然而，这一动作背后，郭台铭要背负的是无以言加的压力。
富士康深圳各厂区大约45万人，一线员工底薪从900元升至2000元，等于新增1100元。而中高层的薪资调整应该不会低。粗略计算，深圳厂每月将新增人力成本近5亿元人民币，每年将新增50亿元。
如果全国其他工厂员工薪资升幅比例一样，80万左右的人力，吞噬数字势必更多。外资机构分析师表示，富士康每年或将损失大约1/3净利润。
50亿待解
面对郭台铭大手笔加薪，大家普遍的疑问是，郭台铭如此大手笔加薪是深谋远虑还是环境逼迫下的权宜？利润空间本已有限的代工企业，如何化解加薪带来的成本压力？
加薪，是战略还是权宜
对郭台铭为何大幅加薪，外界揣测很多，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分析。
首先，大幅加薪绝对是化解深圳富士康工人跳楼影响的需要。
无论郭台铭怎么信誓旦旦地说，他的工厂不是“血汗工厂”，但较低的基本薪水，工人只有拼命加班才能够拿到他们希望的报酬。富士康的不限制工人加班时间，以及工人用挑战生理极限的加班来获取希望的报酬，也借以打发无处可去的时间。长此以往，形成部份工人的压抑和物化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跳楼事件接连发生后，正如台湾媒体和评论员分析的那样：铁血硬汉郭台铭什么时候遭遇过这么大的危机和道德质疑的压力？也从来没有见过郭台铭焦虑和手足无措到这种程度。郭台铭在集团中的统治地位不但遭受挑战，他的个人也面临着崩溃：生命毕竟超越经济的利益。郭台铭以罕有的柔软身段配合大陆化解民怨。他首先要做的是，把工人的管理权交给了中国大陆政府，彻底减轻了工人下班后生活方面管理的压力。再就是加薪和限制工人加班时间，增加工人活动场地、项目，丰富工人活动内容，增强各个方向的的人文关怀等等。而要保证工人能享受基本的生活情趣，前提就是增加底薪。郭台铭的配合显然是赢得了大陆官方的理解和支持。郭台铭终于从员工跳楼门中得以彻底的解脱。
其次，在全世界都在关注郭台铭如何化解跳楼危机的时候，郭台铭在大陆官方配合支持下，已经不把精力仅仅放在化解跳楼危机上。他早已从战略层面思考了鸿海集团的未来，不失时机的把握化解危机的机会，取得了一举数得的功效。
郭台铭在化解跳楼危机必须加薪大陆官方是知道的，但加薪的幅度恐怕也超出了大陆官方的预料。恰如郭台铭加薪前三个晚上没睡觉思考的那样：“鸿海决定由从前的‘跟随者’转型成为‘破坏性的创新者’，以后的薪水水位希望可以与国际级的企业比美，让鸿海真正成为一个‘愿意付得起高工资的领航者’”。这种决策的确是大手笔，也有多重战略思考：第一，看中国人力资源状况和市场状况，在大陆的企业转型是必然的，与其晚转型，不如自我加压主动转型。据说，鸿海集团要在中国大陆自设经销网络，打出自己的产品品牌——这种动作也应该是在解决富士康事件中和大陆官方建立进一步的信任后的自信，也是事关鸿海今后数十年的战略布局。第二，以郭台铭加薪的幅度、规模和主动性，其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是巨额广告费难以达到的，这也势必树立鸿海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第三，截至目前，尽管富士康深圳厂依然是其最核心的生产基地，但它在大陆的布局已相当完整，悲剧与加薪事件，虽然带来成本压力，但竞争对手几天来极为被动的反应，似乎让人感觉到，郭台铭更像是借危机事件重洗代工市场格局。这次大幅加薪其他同等或类似行业如果撑得过去，郭台铭仍然是领头羊，如果撑不过去，郭台铭的鸿海集团在这个行业中的市场份额会更大。
www.liushuye.com刚刚开始的50亿大考
对于市场担心加薪后，将令鸿海利润大跌三分之一。
郭台铭在6月8日台湾出席鸿海股东大会时说“太小看鸿海了”，虽然郭信心满满，并且确实成就众多不可能之事，但是这一次能否真正消解涨薪对业绩的影响，不是郭总一句话就能让外界信服的。
遵循“候鸟”生存模式的富士康，最可能化解成本压力的方法估计就是转移生产基地。这一外界普遍的揣测似乎也得到某种印证。
在富士康科技集团对外发布了普工提薪30％的消息的前三天，也就是5月29日，富士康进行了人力冻结，停止了普工以及储备干部等岗位的招募。而之前富士康每天招普工有七八千人，高峰时甚至过万人。
与此同时，富士康开始另一相关动作。
6月9日，富士康龙华厂区研发部员向媒体爆料：龙华厂区30万人共11个事业群，只留下2个利润高的事业群（如苹果的iPhone手机），其他事业群搬迁至天津。而拥有10万员工的观澜厂区将撤销，与龙华厂区合并。上述消息已得到富士康相关部门的证实，只是观澜厂区与龙华厂区是否合并还为最后决定。
深圳厂招工渐稀，而媒体报道，富士康在天津、淮安、重庆、北京等工厂大量招工，天津厂更是“来多少要多少”。而越南、印度的投资计划也在考评中。富士康的产业迁移，或在预期之中。
然而，产业转移真的是化解成本压力的万灵丹吗？
低端产能向内陆城市转移被视为富士康缓冲大幅加薪所带来的成本问题的长期举措之一。过去18个月，集团一直在将工厂往低成本地区转移。目前，富士康在大陆拥有10多座生产基地。除了中国内陆，富士康已将部分工厂迁至印度。在这些地方不仅能获得较低的人力成本，亦能拿到具有竞争力的土地、税收优惠。
尽管如此，产业转移的效益并非一朝一夕就能体现，需要一段时间来缓冲。作为全球电子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富士康的产业转移直接牵动着上下游，目前中国身兼“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双重角色，富士康为了保证其响应能力和降低物流成本，必然要考虑到其产业布局和上下游的互动——换言之，产业链的集群效应会制约富士康到另外一个地区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