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9日，大唐集团副总经理蔡哲夫去世。据说，蔡哲夫生前患有抑郁症。
抑郁症看上去是一种精神疾病，其实是一个人叩问生命意义的内化过程。我与不少企业家交谈过，发现在企业经营的最初期，重要的问题都来自于外部，就是我们说的团队、现金、制度。而随着企业的规模逐渐做大、业务越来越稳定，他们往往就要追问自己的内心了。问题开始从“术”上升为“道”。
我们先来看几则案例。
案例一：苗建中
德州晶华集团的董事长苗建中，因患抑郁症在家中自缢身亡，享年53岁。去世前二十几天，苗建中刚与建设银行签订20亿元贷款合同，在临别前的上午，他还平静地接了几个客户的电话。苗建中苛求完美，企业里的工种没有他不会的。他控股61%的晶华，7年前从一个作坊式旧厂发展为总资产36亿元的亚洲最大空心玻璃砖产销基地。悼词上说：“在企业发展的进程中，苗建中董事长承担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压力，心理产生障碍，从而产生抑郁倾向。”
案例二：徐凯
2005年1月初，身家8.8亿元、54岁的金花集团副总徐凯在酒店上吊自杀。据金花集团总裁吴一坚回忆，从2004年10月开始，徐凯就“精神恍惚，老发呆，答非所问”，徐凯说自己整夜失眠，动情处还流下眼泪。当时的徐凯已经不喜欢和人交流，甚至一天三顿都在公司饭堂吃。
案例三：乔治·伊士曼
瑞柯达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在脊椎病痛的折磨下，陷入抑郁，悲观厌世，于1932年开枪自杀。自杀之前他向自己的私人医生询问心脏的准确位置；在死亡现场，人们看到，他放了一块湿毛巾在胸口上，显然为的是防止胸部皮肤被火药烧伤；身边还有另外一把手枪，那是以备第一把手枪出现故障时使用。尸体边有一张留言：“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还等什么呢？”其过程极其冷静。
案例四：郑梦宪
2003年8月4日凌晨，韩国现代峨山公司汉城总部大楼，一个人影从大楼上飘落下来，落到地上血肉横飞，死者就是公司董事长郑梦宪。跳楼自杀的直接事件是政治丑闻、巨额亏损、家族纷争导致的抑郁。郑梦宪给妻子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我把家庭的重担全留给你一个人了。”说明之前重担是他担当的，而最终担当不起。
企业家的抑郁主要源于压力。政商关系、政策的不稳定性、“企业没了，我怎么办”、“我没了，企业怎么办”、道德“原罪”、使命感、“我是谁”、资本炒作、集权还是分权都会导致企业家压力过重。这些压力源就是抑郁症的诱因，各不相同。
从根本来说，抑郁是希望破灭，对自我的否定，是一种行为退缩。
抑郁症的主要表现有：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运动抑制，但很多患者只具备其中的一点或两点，严重程度也因人而异。美国华盛顿一个拥有3000余名员工的公司领导马克·汉克，发现自己不能从床上爬起来，也不能打电话，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心境悲观、态度冷淡、兴趣丧失、日以继夜地自责、自我评价过低等，都是抑郁症的常见症状，最危险的症状就是自杀。
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比一般人群高20倍，85%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有自杀倾向，10%到15%的抑郁症患者会实施自杀。冯永明自杀时才29岁，他是广东茂名的企业家，因面粉厂经营不善而患上重度抑郁症，1993年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遗书中写道：“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
富豪们往往是在成功后才得抑郁，之前有奋斗目标，成功后有人就丧失了目标的牵引，缺乏一种能真正引领他们的使命感。
每个企业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抑郁的影子，而患有抑郁症征兆的企业家或高级经理人，90%以上不会觉察自己已经患病。有的商界女精英得的是微笑性抑郁症，她们学历较高、地位尊贵、修养好，郁闷时也能露出职业微笑，但回家后冲丈夫、孩子、父母发脾气，这样的抑郁隐藏得很深，本人意识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