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有四个挑战是非常艰难的。
1. 如何应对过剩经济
2. 如何用硬身段去玩转柔性，玩转碎片化
3. 如何进行基因再造
4. 如何具备反身性理论的思考
1，如何应对过剩经济，中国所有的产业都过剩，而且是超严重过剩。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制造出如此的超严重过剩，那么这个超严重过剩，一方面是我们的出口拉动战略决定的，形成一定程度的倾销，短时间里面积累中国的经济实力，来攻坚，来改革，这是我们的一个国家战略决定的。当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主体，在控制了，在打败了前苏联，在搞定了中东地区，在降服了欧盟，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对中国进行环形包围这是必然的。那么环形包围不光是从军事上控制三岛链，在中国形成若干联盟，对中国箝制，以及北约进行延伸，对中国的西部进行控制，不是这么简单，具体到产业上，就会促使用种种经济壁垒，使得中国的出口降低。正如大家知道的，中国的顺差战略，海量到低价值出口，顺差战略是拉动中国，以经济的脉络，经济的纽带去带动周边的国家，抛弃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保持较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重要的一种国家战略。如果促使中国的顺差战略消失，中国与各个国家基本上能够实现贸易平衡的话，那中国内地就难以克服意识形态的鸿沟，那么中国魅力就消失了，目前大家已经看到中国魅力进一步消失。
如果中国持续10个点的高增长的话，日韩目前不会如此牛逼，日韩慢慢有一种意识，就是中国会陨落，所以短时间里面，承受一点阵痛没什么了不起，最终它会陨落，所以从国家层面上，就有一个国际对我们包围了以后，出口出不去怎么办，大量的产业堆在国内，可能会形成血拼式的这种价格竞争，由红海走向血海。过去中国有一种认知，中国可以通过东南亚，把中国的过剩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去，所以当时的北海也好，云南边境也好，变成了一个桥头堡，中国的轻工产业，做袜子，做短裤，衬衫，塑料花这种轻工产业，通过装备转移，在境外做工业园区，飞地策略等手法，希望进行一定的转移。美国早就意识到，我们将会这么做，所以最近所谓的重返亚太，把中国的这个梦打醒了。那中国下一步可能进行资源倾泄的地方就是中亚地区，以喀什为核心，但如果以喀什为核心的这个地方彻底地被封住喉咙的话，甚至有可能动摇我们的国家基础。这就是目前来看，为什么西部之争，变成了全球之争，中国能不能守住西部，和中国模式能不能持续统治，变成了同一个命题。
中国的钢铁，已经到了全球的1/2，水泥经过汶川事件以后长足发展也到超过剩境地了。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过剩经济怎么玩转，就变成了关键。全中国下一步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在解决过剩经济的同时，能够拉动内需，且不严重依赖地产行业。
2，如何用很硬的身段，去玩转柔性，玩转碎片化。众所周知，中国企业这种科层制管理，金字塔结构管理，一元领导，魅力型领导管理是我们的特征。但是一方面是我们的身段很硬，另外一方面是市场很柔性化，柔性制造，个性化需求，一下泛起。那么一方面是母公司的中央集权政策，另一方面是市场的多元化，乃至于整个市场，客户分野化，碎片化，不会存在一个大体量的一个企业，用一个产品去满足全部市场，整个市场由各种需求构成。在深圳，山寨机已经在联发科的帮助之下，联发科把手机里所有重要的芯片集中在一个芯片上以后，在深圳开发手机，就变得非常非常容易，只要开模具，只要买一些最基本的电器件，一组装就可以生产出一支手机来，成本非常低，最低的时候，一款手机只要销售过300台，就可以够盈亏平衡点，所以在深圳，最高峰的时候，山寨机有4万多个品种，也就是说你每天使用一个不同的，还很不错的山寨机，你这一生，如果你活得不是很长的话，你都用不完山寨机。这种高度的碎片化，是任何一个大体量，中央集权化的企业不能想象的。
3，如何进行基因再造。如果说近30年的顺风顺水的这种野蛮式生长，使得很多企业形成了自我锁定，自我肯定，企业家的意志不断地渗透到基层的这样一种基因的话，那么在当下，如何重新面对新的思考，新的挑战，重新塑造企业发展基因，企业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和思考。
4，如何具备反生性理论的思考，反生性理论是大名鼎鼎的索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思考，索罗斯认为，全世界只要是一个人，人就一定会犯非理性的错误，在极少数时刻，全人类会朝着同一个方向进行非理性思考，集体愚蠢。如果作为一个优秀的金融家，如果发现人类集体愚蠢的那个刹那，那个片断，进行对冲式投资，将会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量子基金的最核心的一个理念，作为全世界具有哲学思考能力的大金融家，索罗斯事实上已经指出来了，在越是过剩，越是竞争激烈，具备反生性思考，越是不可或缺。但是在一个从众的权威性国家，在市场并不普遍，各个地区的市场是混合市场，是由行政加市场加政商关系，加特殊结构，四种力量来此起彼伏的动态形成的这么一种大的背景下，这种混合体制之下，如何具备反生理论，如何具备反生性思考，已经变成了一个关键中的关键，乃至于我们无法超越的一个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