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秦帝国》与《大秦岭》先后在央视播出，令老陕们陶醉、自豪。其实两者应有所区别，《大秦岭》秀出，老陕自豪，为故土情怀，人皆然之；《大秦帝国》巨制，老陕陶醉，则容易忘乎所以。“大秦帝国”者，为一个时代也；此秦，为国人之秦，非独秦人之秦也。而秦的百年艰难崛起大业后来顷刻瓦解，反足以令老陕们“鉴之”。
诚然，秦王扫六合，得益于商鞅在先秦版图上变法成功的基业；在天下一统中，关中起到过轴心作用。然而，商鞅变法的本质是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制度创新和移风易俗。周天子的统治礼崩乐坏，人们对天下一统的理念始终挥之不去，只不过面临一个鹿死谁手的问题，大争之世争的是制度创新的领先地位。这固然需要通过区位优势在一定的地域表现出来，但不可能成为谁更为正宗的资本。《大秦帝国》小说作者孙皓晖的创作虽然有为这段历史正源的意图，但绝不是为了证明老陕们文化纯正。孙皓晖先生告诉我们：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各个地域文化都曾经起到过轴心作用。
古人早有感慨：“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如果老陕因为这段历史的辉煌更愿意正本清源的话，须知所谓“赳赳老秦”的正宗并不是老陕，而生活在甘肃天水一带。公元前九世纪，赢非子在秦池（今天水张家川县城南一带）为王室养马有功，被封于秦，号赢秦。天水秦城即“秦人之城”。早期秦人在其历代先主的率领下，与西戎各族杂居，以保卫西周门户而始得承认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老秦人中不乏西戎游牧文化中膘悍勇敢，长于骑射征伐的性格。赢秦势力发展到关中之后，正宗的老秦人则多为世族子弟，反而属于商鞅变法需要应对的复辟势力，大概不值得我们引以为同类。
秦帝国轴心地位的形成得益于变法创新路线，而在优势区位中失去话语权，则是因为刻舟求剑。随着形势的变化，坚持既定的变法路线就成了刻舟求剑，说明创新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即使区位优势尚存，墨守成规同样会受到历史的嘲弄。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在《过秦论》中痛陈秦亡的教训：“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在更大的时空尺度内，历史轴心地位的更替，因优势区位对时代的贡献率增减而转移，大致将经历有五个阶段构成的创新周期：由传统社会、酝酿创新、利益调整、利益失衡，到深化改革与回归传统的抉择。将深化改革与回归传统完美结合起来，是恢复、保持或者争得区位优势的重要课题。
秦帝国的艰难崛起，本身也经历了多个这样的创新周期，《大秦帝国》小说6部，反映的不止一个创新周期。而秦王朝因“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正是由于秦始皇不顾创新周期一意孤行，竟使得“秦人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不幸的是，历史被杜牧言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关中失去陆路区位优势，政治中心虽然东移，明清之际尚有秦商的崛起，秦商居于当时的十大商帮之首。而在向现代社会过渡时，秦商竟率先衰落，失去了自己的身影，同样令人扼腕叹息。今天，我们又生活在深化改革的历史关口，三秦大地不乏包括科技在内的创新力量，老陕们在自豪之余，不能再让“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历史重演。
